两年前，一家纽约公司在其场馆（包括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和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实施了“律师排除名单”，引发了一场民权冲突。MSG娱乐公司(MSG Entertainment)利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识别出参与对公司诉讼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禁止他们进入音乐会、演出以及冰球和篮球比赛。自然，作为律师，他们提起诉讼，谴责这一禁令为反乌托邦。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情律师，即使他们被禁止观看火箭女郎的圣诞表演。当科技企业家和投资者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在伦敦的一次讲座中讨论这一禁令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资深首席执行官低声说：“好。”但这一事件恰好说明了我们对技术的使用如何导致商业利益、个人怨恨、法律先例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复杂争执。
正如霍夫曼所解释的，这类争议只是技术推动下的最新变化，反映了古老的价值观竞争。在民主社会中，至少通常有办法通过谈判在安全与隐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个人自由与集体利益的争议中达成妥协，往往是在法庭上。这类冲突往往围绕着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称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展开。柏林将消极自由定义为免受外部障碍或限制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被他视为行使个人能动性和掌控自己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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