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将不是第一次。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市场被认为已经失效，美国立法者试图通过管制找到穿越危机的捷径。被广泛效仿的《司莫特-郝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使成千上万种进口商品的有效税率提高了三倍，加深了1929年至1933年间的“大萧条”。而反市场情绪的盛行，让欧洲一些初具雏形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法西斯主义。
尽管当前危机非常严重，但引起如此极端反应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不过，政策制定者完全有可能加重已经由金融行业不负责任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因而，此时我们应该牢记开放的市场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不要忘记那些压制开放市场的社会将会等到什么后果。
一些喊得最响的批评家没有多大兴趣弄清问题出在哪里，更没兴趣思考如何补救，也全然不去计划今后如何防范类似问题。这样的批评是无益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温•威廉姆斯(Rowan Williams)本周对英国政府出台卖空禁令大加赞赏。他的同行约翰•撒塔姆(John Sentamu)则宣称，卖空银行股的那些人“显然是银行劫匪和资产剥夺者”。这些话出自心地善良的人口中，但他们看不到偷车贼、废品堆放场的机械工以及购买了汽车保险、当车失窃后得到赔偿的车主之间有什么道德或实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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