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世纪70年代在加州一个日本家庭长大，属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出生的一代人。我总是很难理清自己对这一给二战画上句号的事件怀着怎样的感受。除了哥哥，我是学校里唯一的日本孩子，和大家打成一片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家里，母亲有时会谈起在广岛遇难的祖母；她在盛夏的酷暑中遭受了整整一个月的折磨，才最终咽气。
在我9岁还是10岁的时候，学校还在教授广岛事件，教室里、操场上都有围绕这一话题的争论。我从未对美国怀有敌意，正如战后我的父母作为学生来到美国时那样，但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你觉得美国本该怎么做？还有7岁时我好朋友的父亲问的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是唯一一次有人向我问出这个问题。
在学校里我学到，原子弹轰炸可能缩短了战争持续的时间，而且阻止了战争双方出现更严重的伤亡。在家里，我感受到的是，家人的命运已深受这场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之一的影响。我找到的解决这些矛盾（而非寻求一个答案）的方法是去观察长辈的行为，而不是听他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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