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法官布雷耶即使不开庭，在办公室也穿着法袍。他认为：“穿上法袍就与政治绝缘了！”（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可见，法官不理政治，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法治的重要元素。正是法官的谦虚，使得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居于中性的位置，并使得法治居于中道，而且拥有公共的力量。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官也能够免于政治的干预，而确保自己在法治中的“国王”位置。
可惜的是，学者没有这样的学袍。学者在学术的王国里，也许可以说是自己的“国王”。在一些情况下，象牙塔里的力量也会让人感觉到有自然而然的权力，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生态。在这些情况下，象牙塔里的国王，在现实中就会被看成是“哲学王”，被认为对政治有着实际的影响，乃至威胁。伊曼努尔•康德就是一个例子。
康德是古典时代德国的一位伟大哲学家。他的生活单调乏味，经历简单，但他的思想却异常丰富。他的“三大批判”使他成为公认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有关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言论，以及讨论其他问题的文章，却让国王很不高兴。于是宗教与司法部长韦尔纳奉“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了封申斥信寄送给康德，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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