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二）
我在瑞典认识的几位伊朗女性，都是不戴头巾不穿黑罩袍、聪明能干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语中心”的教师同事，最初我参加工作时，她曾热情关照我这个“菜鸟”，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触这类高素质的伊朗知识女性，会让人怀想灿烂的古波斯文明，回忆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那个时期的伊朗女人可够现代够开放的。
当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将要革到妇女的身体与服饰上来时，这类“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后，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还有原伊朗王后、政府高官、共产党人与自由派。历史的反讽在于，不管她们之前在祖国的地位多么悬殊，政治立场多么对立，来到欧洲后，她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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