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学，北大的学运主力是两个社团“新潮社”、“国民社”。新潮社主要负责人傅斯年是“五四”游行总指挥，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许德珩用文言文起草游行的《北京学生界宣言》。但两人有公开的矛盾和持续的冲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结，又掺杂意识形态。
许德珩在1987年出版的晚年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中，曾两次指责傅斯年“告密”，是“坏学生”、“卑劣”，导致学生反日请愿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18年5月，傅斯年不赞成我们搞反日运动，竟跑到公府（即总统府）去告密，从此我们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适”；“北京大学内部有一帮坏学生如傅斯年、范恺、吴澄、杨济华、曾劭勋等人，破坏学生运动，他们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说‘现在有些学生要纠众造反，向政府示威。这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云云。傅斯年等这种卑劣行为，受到了蔡先生（按：蔡元培）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
1979年5月5日，许德珩还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章，指责傅斯年“告密”。称1918年这次反日运动，“由于准备不够，又缺乏斗争经验，再加上北大内部有坏学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您已阅读10%（503字），剩余90%（4557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订阅以继续探索完整内容，并享受更多专属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