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现在的政治领导人与过去的政治领导人进行比较是一种流行的游戏——领导人自己也喜欢玩这种游戏。就因为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写了一部糟糕得出名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传记，他在照镜子时竟然看到了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称为“温斯顿”的那位政治家。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最近有人把约翰逊与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见文首照片)作比较。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是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或者伯里克利(Pericles)呢？
如今有一个时尚，那就是把领导力视为一种可转移的技能。人们踊跃聆听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或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等离任的政界人士提炼自己对领导力的看法。但由于领导人所处的环境从来都不一样，这种做法是徒劳的——只是可以让演讲者在养老金之外赚点外快。人们可以把戴高乐有关宪法的说法套用在领导人问题上：“希腊人曾问圣人梭伦(Solon)：‘什么是最好的宪法？他回答：‘先告诉我是针对什么人，在哪个时期？’”
话虽如此，如果说真有人对“领导力”有什么高见的话，那可能就是戴高乐。在1940年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他写过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理论性较强的半哲学著作，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他的主要观点是，领导力需要反省智慧与直觉行动的某种结合。正如他曾经说过的：“亚历山大(Alexander)胜利的背后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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