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不只是适用于王安石，安在商鞅、李斯、张居正、康有为或任何一个热衷变法改革的官员身上都合适。王安石只是他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如果连他的变法也必败无疑，那么他的失败就成了为历代变法盖棺论定的标志性案例。
纵观中古千年，王安石无疑是一位不世出的大才子甚至大伟人。虽然对其变法非议颇多，但作为“唐宋八大家”的美誉却绝非浪得虚名。其道德文章也博采众长、糅合百家，常托儒家先圣之名行法家改革之实。像他这样才高八斗、心高气傲、动辄不是辞官就是拒任的人，一般在哪个朝代都吃不开，但偏偏他还很走运，遇到不以为忤、开明识人的皇帝宋神宗，至死不渝地推行他那饱受诟病的变法。才、运、势，他该有的都有了。如果他算得上是一位“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圣人，那么北宋也幸运地经历了一次难得一见而昙花一现（1069-86年）的“圣王治国”。
可惜，神宗一死，新法尽废。保守派首领司马光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废除了几乎所有变法。尽管哲宗继位后一度恢复，但已是强弩之末。王安石苦心孤诣推行的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这么戛然而止。在政策层面上，变法对后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王安石本人还落得一个制造党争、加速北宋灭亡的罪名。早知如此折腾，还不如像他早年屡次辞官那样好好呆家里，多写几首诗词、几篇檄文，说不定能给后世留下能和李杜并肩的文学遗产。被他排挤打压的政敌中，司马光回老家写成了《资治通鉴》，苏轼在颠沛流离中成就了千古名篇。他们其实和王安石一样，今天没有谁记得他们有什么政治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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