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濂共进午餐的前夜，我翻出他几年前出版的畅销书《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重读书中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他在不同场合讲过多次，恰好也把他与我的职业——哲学学者与记者——联系了起来。
故事说的是，1939年，二战正酣时，维特根斯坦和学生马尔康姆在一次聊天中，谈到德国政府正谴责英国政府煽动谋杀希特勒。马尔康姆认为，英国人不可能参与这件事，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民族性格”。维特根斯坦听后很生气，以至与马尔康姆断交，几年后才写信给学生，解释自己当时的愤怒：“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如果研究哲学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更为谨慎（而这种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使用这种语句的），那它有什么用呢？”
几年前读到这一段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脸上有些发烧。但很快，我发现，“危险的语句”早非记者的“专享”。在这个互联网让人人皆可发声、情绪比事实更重要、惊人之语只能被更惊人之语压倒的时代，我们似乎人人都深陷“危险的语句”而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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