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华社记者的一篇报道《“瓮安事件”再调查》，介绍了新华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群体事件观》一书。该书所谓的“新群体事件”如果可以定性，毋庸讳言，就是“府民冲突”。2008年，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再到甘肃的陇南事件，无不是这个性质。
就府民冲突而言，报纸介绍该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只有偏差的执政理念、方式和作风。”对于这个观点，我赞成后半句，不赞成前半句。因为“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看似为民众说话，但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无论如何，当时的烧车砸房，都很难说是讲道理的行为。人众群集，即为广场。广场行为往往为情绪和非理性所主导，它还就不是一个容易讲道理的场所。但，问题在于，广场是如何形成的，情绪又是如何累积的。在没有地方可以讲道理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不讲道理了。因此，不讲道理是果，它前面有因。不回避果，是为了不放过因，这才是解决府民冲突需要追问的关键所在。
至于执政理念的偏差，从瓮安到孟连，多少可以看到一些观念上的逆转。比如，云南省政府当时就把孟连事件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即为表征之一；毕竟我们有过把府民冲突当敌我冲突的前例。但，这样定义，仍然有理念上的偏差。如果可以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也可以定义为敌我矛盾吗？而且定义权是在权力手里，它为什么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这次这样定义下次那样定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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