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做这个逝者的专题,最大的顾虑在于毕竟时间过去了一年,他们的亲人或许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再次触碰伤痛会是一件残忍的事。友人也一再告诫在这个问题上不可以想当然,该不该和幸存者谈创伤记忆是个学术上的大题目,它要看时机、处境与社会脉络。况且我人在香港,采用电话访问这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的工作方式又徒增了不少风险。
在网上发了《寻人》的文章,希望愿意讲述的逝者亲人和我联络,未果。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一些逝者亲人的联络电话,每个电话都打得小心翼翼,问近况,聊天,说明意图,若从语气中感到对方有一丝一毫的迟疑,都不敢进行接下来的访问。但十几个电话打下来,其实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是愿意诉说的,那些画面,关于离去的亲人,时常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梦境中的。
“谢谢你听我讲这些,说出来我轻松多了”,几乎每个受访者在结束两个多小时的电话访问后都会这么说,我想这大概就是于生者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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