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赳赳。他不像个记者、编辑、撰稿人。要不是年龄差异,他活像我的哪位中小学同学,站在弄堂口或者随便什么地点,煽动他的厚嘴唇,随口和我谈起毫不相干的各种话题,彼此不必介意通常需要介意的世故。他好奇,听到任何他以为有趣、有料、有观点的话,立刻跟进;他也容易感动,近年几个饱受嘲骂的电影,他看过,立刻来电话,唏嘘慨叹,说他哭了,要我也去看——正好我也是容易给电影弄哭的人,而且真去看了——就这一层,他太不像记者了:如今各报记者多么有见识啊,能对一部电影轻描淡写说两句,不讥笑,已属稀罕。我不想说挑剔、挑刺、职业性冷漠等等是记者的通病,但赳赳即便不做这一行,也会是个例外:他无可掩饰地善良、易感,从七零后开始,性情单纯的个例,而且过了而立之年依旧单纯,概率增多了,赳赳正是其中一位。
我也喜欢读他的稿子。《新周刊》几乎每期更换的话题,都有他的议论,虽不免三二急就章,但一读而过,我总能得到两项以上见解,使我想想,以为有识见,说得好。譬如他谈论当代艺术,不算批评,更不是捧场,却也如我哪位聪明的同学那样,又如擅长评点事相的快嘴,忽然,说出精彩而有趣的断语,感觉很准确:太多了,以至我难以举证,总之,反而在职业当代艺术批评家那里,我毫不记得曾经读到过什么可以称之为意见的意见了——赳赳是个诗人。这又是奇怪而当然的事:我知道不少记者原是文学的写家,或者诗人,为谋饭,出来记者一下子,结果成了职业。我不懂诗,我知道赳赳给我他的诗集,预先已经失望,不指望我能给予批评或叫好,但他还是怯生生地,然而诚恳地——带着大概诗人才会有的那种过时的诚恳——将诗集递给我。
写过诗的记者,其实,下笔不同的:虽然我说不出是怎样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