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快就占据了谈话的中心。
屋里的空气窒息,灯光昏暗,空调咯吱作响,铺着塑料布的小桌上摆满啤酒、咖啡与花生米,六七个青年人围坐在旁,他们大多二十五、六岁,都是入行没几年的记者。
比起他瘦小的身材、无精打采的眉眼,他的声音充满扩张性,它尖锐、有点沙哑,带着少年人刻意的世故与痞气,仿佛他早已见到识广、饱经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