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快就占据了谈话的中心。
屋里的空气窒息，灯光昏暗，空调咯吱作响，铺着塑料布的小桌上摆满啤酒、咖啡与花生米，六七个青年人围坐在旁，他们大多二十五、六岁，都是入行没几年的记者。
比起他瘦小的身材、无精打采的眉眼，他的声音充满扩张性，它尖锐、有点沙哑，带着少年人刻意的世故与痞气，仿佛他早已见到识广、饱经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