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上接 “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三） ”
问：再聊一些您编发的具体稿件吧。最有名的是1980年的“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篇文章的刊发背景是？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很大压力？
袁鹰：赵丹那时候已经卧病在床。“文革”后他连续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让他拍电影，一个是《鲁迅传》，“文革”前他就开始准备，1960年10月我去绍兴，在街上正好碰到他，他在那儿散步，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说，要我演《鲁迅传》，我来感受感受。后来因为中央某个同志说了一句，赵丹这个人，演鲁迅？他其实不一定是激烈反对，只是议论一句，结果下面的人听到了，就不让他演。到现在这个《鲁迅传》也没出来，也没有人来演。还有一个是写治理黄河的，叫《大河奔流》，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周总理出来参加一个什么会，很少的一个镜头，让赵丹演周总理，他当然很高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柜子上有一张照片，我还以为是总理的照片，结果是他的剧照，戏不多，但是他准备得很像，最后好像是邓大姐不赞成，说“赵丹这个人怎么能演总理？”就这么一句话。这两件事一来，他灰心丧气，尽管那时候工资补发了，房子也搬了，当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他也不愿意，他主要想演戏，心里不高兴，后来一直病着，到最后已经得癌症了，他也知道不行了，他说我有些意见想跟中央管文艺的人说一说。我们说请夏衍，他说不行，他说中央管文艺的是胡乔木。胡乔木带了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两个人到了北京医院。赵丹在病床上已经病得很重，他事先都已经对黄宗英详细说了，记下来让黄宗英讲，他躺在床上听，再补充几句。胡乔木一边听，一边说很对，很好，我很赞成，你好好养病，要黄宗英赶快整理出来。他们走了以后，黄宗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写，我们正好在报纸上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个讨论，已经发过好几篇了。她说：我也不要怎么整理，我本来就已经整理好了。我马上去协和医院取回来，第二天就见报，题目叫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0月8日见报，10日他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