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是无赖还是英雄，一直以来更明确的一件事是：他为我们做了件好事。就在6月份斯诺登首次大规模泄密之前，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发表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为美国反恐战争辩护，同时还恳请人们警惕过度反恐。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曾经说过：“我同意你说的。我想这么做。现在，让我来做吧。”尽管奥巴马在讨论的话题是美国的反恐和数据情报情结，但他演说中包含的诉求是类似的。在那之后不久，斯诺登为他带来了挑战。
迄今为止，奥巴马仍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回应。关于这一点可以问问巴西的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和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也许，斯诺登迄今还不足以迫使他作出回应。按照奥巴马的看法，解决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突然面临的棘手问题还有一线希望。这样的事迟早会发生。如果一位高中辍学生能持有大量高度机密的信息，那么一定还有许多人能做到这一点。美国列兵布拉德利•曼宁(Bradley Manning)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按说美国情报机构本应是非常精明的机构。如今，奥巴马认识到了他们能蠢到什么地步。
斯诺登还提醒我们，美国四处延伸触角的数据情报机构，除了搜寻恐怖分子之外，还将更多人置于危险之中。自2001年9月份的恐怖袭击以来，美国政府在阻止针对美国本土的大规模袭击方面成效显著。在这一点上，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奥巴马都值得称赞。然而，两人也同样应该为过度吸取9/11事件的教训受到指责。美国情报机构的历史并不是很光彩。它们一方面往往会像在古巴猪湾事件(Bay of Pigs)中那样搞砸秘密行动，另一方面则常常漏过像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遭袭那样即将发生的危机。另外，上世纪70年代的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还曝光了美国情报机构在国内的许多滥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