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视频网上传开后，因为痛恨告密，微博和微信上有不少网友都在转这样一个长微博，题目是《卑劣的告密之风（民族劣根性）》，曰“manbetx3.0 是告密成风之国。人民是鸡鸣狗盗之辈。卑劣的人民选择了卑劣的制度，而卑劣的制度使卑劣的人民更加卑劣。” 看到这样的表述很无语，但还是跟了一贴：“明明是体制劣根性，却说成是民族劣根性；正如人民从来没有选择过制度，都是制度在选择人民——这样的言论混淆我们也传播？”
告密当然可恨，但，告密的板子应当打向哪里，还是一个问题。在人民与制度之间，民众无辜被定义为“卑劣”，而且包括我们大家都在内。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公平。人，尤其民众意义上的人，从来都是环境的动物，尤其是制度环境的动物。所谓制度，比喻地说，无非是人与人之间被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打麻将需要游戏规则，人类群体生活也需要游戏规则；否则不但麻将玩不下去，人类群体生活也势必解体。游戏规则对所有的人都有制约性，哪怕是四个流氓，只要他们坐成一桌，都得收起流氓本性，规规矩矩地服从麻将制度，非此谁都无法和牌。社会制度更是如此，其驯化作用在于，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便有什么样的人。只是这个命题不能倒过来，即有什么样的人，亦即民众意义上的人，便有什么样的制度。因为制度从来就不是民众的事，他们事实上无能参与，亦无权参与。在制度面前，民众从来就不是主动者而是受动者。
对此，先秦法家有非常清晰的表述。《管子•任法》云：就一个国家而言，“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如果这里的法不妨就是制度，那么，“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在法家看来，制度的生成是君主的事，官僚是遵守制度而执行，至于卑劣的人民，只配为法所支配。这样的法，这样的制度，无他，亦如该篇所言：“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一统民众，役使属下）。由此可见，作为立法者的主体，不是人民是君主，不是权利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