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晚，华东师大政治系江绪林博士留下遗书，在其办公室自杀。4天之后，西安中学高三学生林嘉文、一位高中就出版了史学专著的天才少年，也在留下遗书后自杀了。两位青年才子刚刚闪露智慧的灵光就不辞而去，令人心痛而惋惜。
当然，这两起自杀行为只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冰山一角。近二三十年来，manbetx3.0 社会的自杀率攀升得很快。尤其在农村，由于生活艰辛、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得不到子女的尊重和善待等原因，老人自杀相当普遍。我们当然没有任何资格批评不幸者。说得略微夸张一点，我们自己就是造成农村自杀现象的帮凶，因为我们长期容忍了歧视农民、剥夺农村的制度；我们生活在城市的人享受了农民工的各种廉价劳动力，却让他们的父母在没有基本生活保障下孤独死去。这种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而我们却似乎乐在其中。不过，两位青年的死还是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层次的伦理问题。
虽然两个人走得很平静坦然，似乎是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作出的理性抉择，但是和农村孤独老人相比，他们的选择其实显得更为轻率。选择自杀通常基于三个认知因素。一是认为自己或社会前景暗淡，二是认定自己无力改变这种前景，继续苟活已无意义。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种悲观看法很可能是有道理的。他们已经老了、“没用”了，不能劳动、不能挣钱，而在一个伦理底线已经崩溃到家庭这个基本单位的社会，这意味着他们永久失去了维持尊严生活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主要责任在于社会——我们有责任通过国家废除歧视，至少为他们提供一种基本体面的生活保障。但是对于这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来说，至少在我们常人看来，对人生的悲观估计显然是错误的。纵然他们对自己的期许和要求比常人高得多，也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不能比当下做得更好，以至在一时低落之间就对自己的一生匆忙作出不可悔改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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