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行将结束之际，自由主义将会在今年的著名死者名册上占据一席之地，位置介于哈珀•李(Harper Lee)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之间。在英国退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胜选和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大出风头的一年里，自由主义已被宣告死亡并被埋葬。反乌托邦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写道：“自由主义已经曲终人散……真正残留下来的只有对未来的担忧”。并非只有他这么认为。环顾四周，已经有人宣布“后自由主义”时代来临。
欧洲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与民族主义联手，在政治上要求获得自治权并实行自治。如今，它们基本上分道扬镳，除了在公民民族主义者仍寻求脱离较大民族国家的地方（如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以外。民族主义现在呈现出一种狭隘的面貌，并对此颇感自豪。威权而且保守的民族主义者统治了世界许多地区，包括东欧的大片地区。自由主义政治正节节败退。
然而，现在还不到操心自由主义的葬礼仪式的时候。自由主义是一种包容度大且韧性十足的意识形态，有着丰富多彩、多元化的历史。自由主义的核心始终是自由这个概念，但自由主义披上过诸多政治和思想的外衣——从经典的对财产权的捍卫以及对专制权力的限制，到催生了英国福利国家的扩张性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世界各地公民权利运动中帮助实现解放的自由主义。即便在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处于弱势之际，也有其他运动借鉴了它的想法和能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赋予了英国工党在二战后建造耶路撒冷的思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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