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管理类11元一斤,人物传记与少儿书15元一斤,学术名著则是13元……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上海的福州路散步,在光线明亮的餐厅、甜品店旁,点缀着一家家小书店。它们无一不灯光惨白,贴满这样的红字标语“即将拆迁,图书论斤称”。
这景象既“斯文扫地”,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刷业衰落的象征。福州路上的行人已经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场技术与知识革命的中心。在20世纪初,福州路上耸立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座时髦大楼,是财富与威望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或许像此刻的百度、腾讯大厦一样。它们都代表信息、知识的生产与重组,都依赖于新技术变革。后者是互联网的产物,前者则是现代印刷术的产物。
我想寻找的是一处旧址,它早已面目全非、不可辨认,处于这福州路上的不知某处。1896年春天,23岁的梁启超从北京来到此地,与他的朋友黄遵宪、汪康年等,共创办了《时务报》。那时的福州路一定热闹异常,在当地人中,它也被称作“四马路”。它拥挤着两种截然不同又彼此相关的生意,马路的一半是各家报馆、书肆,另一半则是茶馆、餐厅与青楼。不管是始于1872年的《申报》,还是苏州文人李伯元即将创办的《游戏报》,都在这条马路上,而这些报馆的主笔们则都会在著名的“一品香”吃饭,也都熟知当时青楼著名的“四大金刚”,会喊他们来陪酒,其中的头牌的花名为“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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