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下午，我去戏院看台湾电影《返校》，这部电影首周末票房创下台湾电影史上第三高的收入，并且一上映就成为一个文化现象：这不仅因为这是台湾首部游戏改编的电影，也因为这部恐怖电影是关于一段恐怖的历史：台湾在1950和60年代的“白色恐怖”。一段被迫沉默多年的黑暗历史。
当晚，我又在台北景美人权文化园区（此处前身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是“戒严”时期对政治受难者进行羁押、审判及代监执行的监禁场域）观看再拒剧团演出的《明白歌》。这个演出结合说书与音乐表演，从档案和口述史出发，讲述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1949年后如何镇压异议分子的历史，并呈现抗争者与政治受难者的视角。演员也在现场读出政治受难者在狱中写下的文字——那是他们当年未曾送达家人的遗书或家书。
这一天两场关于“白色恐怖”的文化创作，既是巧合（剧场刚好这天演出），也不是巧合——因为他们反映出这几年来在台湾一个文化新趋势：新一代创作者用更多元、更有创意的方式重返历史的黑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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