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多佐大法官在1935年的判决中指出：“联邦宪法基于的理论是，各州人民必须沉浮与共，并在长远看来，繁荣和拯救在于联合而非分裂。”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武汉等湖北多地“封城”，“武汉”几成“病毒”标志，全国弥漫着“闻汉色变”的恐慌。各地对武汉人、湖北人避之唯恐不及，外地酒店普遍拒绝持武汉或湖北身份证的客人入住。湖北邻省的农村普遍采取堵路、封村的办法，严防外地人员进入，洛阳则对湖北牌照车辆执行“劝返”。已经出省的湖北人或来自湖北的返乡人员普遍遭到隔离乃至驱逐的待遇，不少社区公布了针对湖北返乡人员的举报电话，有的甚至不让返乡人员进门，有的则用木板或金属管封死返乡人员的住处，或在住户门口贴封条、挂横幅，明示这些住户的武汉接触史。灾难面前，地域歧视正在以防控病毒的名义大行其道。
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高传染性，不难理解各地居民和政府的恐慌。虽然突如其来的封城决定严重影响了武汉等地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基本自由，这样的决定在法治国家应当通过合法程序宣布地方紧急状态才能得以实施，我也未必反对封城，因为我们毕竟无从知道疫情的真实严重程度。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虽然存在武汉人到了外地或外地人经过武汉得病的报道，但人数似乎很少，武汉人在外地传播给外地人的事例更少。然而，从一些现场报道来看，不能排除武汉等地感染病毒乃至死亡的人数远超出官方数据的可能，封城有可能是控制病毒传染的不得已之举。我的问题是，武汉封城和各地对湖北人的封堵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各家自扫门前雪”、“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现在武汉人成了“问题人口”，一定比例的武汉人是病毒携带者，不要在全国到处乱跑去“祸害”其它地方的人。似乎在许多人看来，封城的目的是让疫区“自生自灭”。这不禁让我联想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项关于废品处理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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