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敲锣女”的故事，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manbetx3.0 文化的讨论，也为本人关于manbetx3.0 文化需要建立“罪感”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发言的机会。小说《盛世》的作者陈冠中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感叹，manbetx3.0 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刚刚两个月之后，就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历过的灾难，对不负责任的官员的批判很快转向了对方方的批判，这个弯转得这么快，他被吓了一跳，感到无法理解。
就敲锣女事件反映的到底更多是文化劣根性还是制度缺陷，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讨论。比如，历史学者张鸣认为，敲锣女所代表的是一种“实利主义”文化，即为了自己生活中可能的好处，就过河拆桥，恩将仇报，甚至出卖师友，告密图利。他说，或许因为制度的原因，这个“实利主义”的文化得到了特别的强化，但是不能说这个文化没有毒。但一些人不认同张鸣的观点，他们引用法律学者张雪忠几年前的一文，认为把此类事件归咎于国民劣根性，是“脱靶”批评。
的确，从鲁迅、柏杨到龙应台，历史上对manbetx3.0 人“国民性”的批判不绝于耳。但张雪忠认为，所谓“奴性”、“专制性”等国民性，并不是manbetx3.0 人特有的属性，如果权力结构、制度、政策发生变化，这些国民性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而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与改进”。他认为，对这种国民性作用的夸大解释，实际上贬低了国民的人格和尊严，没有把他们看作一个个具有自主意志的个人，使得举止端正的manbetx3.0 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而举止不文明的人则获得了不应有的底气和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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