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法院。”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哈佛招生歧视案后，拜登在记者会结束时出门前转身说道。这句话，多多少少说出了美国左派的心声。
美国左派当然明白，保守派占三分之二席位的最高法院不可能屡屡做出他们想要的判决。不过，拜登对一个“正常”法院的期待，恐怕也不高。毕竟，在沃伦大法官于1969年卸任首席之后，美国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一直倾向于保守派。然而，特朗普任命的三名大法官，确立了保守派6比3的绝对多数。在此之前，美国高院面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时，大多会谨小慎微地以司法克制主义为由，回避问题或尽量减小判决对政治程序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这种克制避免最高法院政治化的“保守”态度在近几年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继去年在堕胎、枪支、环保和宗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一边倒”的保守派判决之后，美国高院在今年6月末再次为保守派带来了福音，这也标志着美国高院已经不再是“文化战争”的旁观者，而是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主动介入文化政治，由“保守”的克制转向了激进的保守。
美国的“文化战争”简单来说是指右派（以基督教为基础思想的）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与左派的进步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价值观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源于美国多元的政治文化，也是政治两极分化的体现。近些年，文化战争的主战场集中在校园和各地的议会，而左右两派也经常会利用诉讼让“战火”蔓延至法庭。去年涉及堕胎权和控枪的案例，均属于保守派利用最高法院而“取胜”的体现。然而，美国的文化战争中，最为重要的议题莫过于种族。所以，文化战争渗透最深的案件，大概要属今年的哈佛招生歧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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