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学生为我组织了一次聚会，主题颇有诗意：“沉舟侧畔，还历华章。”本来，六十算不上什么“寿”，无从“贺”起。但我一个自由派，平时对学生从来是“放鸭式管理”，同门长期疏于联系，找个机会聚聚也好，不过定位是思想对话，免得落入俗套。经历三年疫情之后，我本人对“六十”这个数字也有新的感悟。以前都以为“辛亥百年”、“文革”半个世纪是大年份，现在才明白古人还是有智慧的，六十才是历史周期。“耳顺之年”，还是很想和年轻人分享一下自己近年来的思考，也算是对自己从教25年的一个思路总结。
和“内卷”惨烈的当代青年相比，我算是很幸运的。1999年回国的时候，国外的博士学位还是很吃香的。凭着一篇论文和一本书，当年就评上了正教授，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对我很重要，否则以后还要评什么“副高”、“正高”，我是很讨厌求人的。当然，肯定有人不服——是不是和校长有什么“特别关系”？不服也正常，好在之后两年连续推出了120万字的《西方宪政体系》上下册，也就没有谁不服了。即便2013年“反宪政逆流”以来，言论空间不断受到挤压，2019年《宪法学导论》下架，但毕竟也在宪政领域里“风光”了近二十年。能做的、该做的基本上做了一遍，没有太多遗憾。不像现在，发一篇外国宪法论文都难。
我回国的专业选择也是幸运的，因为我的博士学位是政府学，本来对口国内的政治学，但当时校长说法学院缺人，于是就去了法学院教宪法。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国内法学的“名声”显然要比政治学好一些。当然，不论是在法学院还是政治学系，我的研究专业都会是宪法，因为《西方宪政体系》上下册早在1996年就已成初稿。那时国内还没有很系统的研究，所以我很急于把关于美国、法国、德国和欧共体的宪法知识引入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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