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的上半部分见《“自由”的歧义——从霍布斯到马克思（上）》
四、“自由无用论”与历史决定论——马克思的问题在哪里？
除了斯多葛主义之外，伯林对“自我”的另一层剖析是所谓的“自我实现”——另一个不当用词，他聚焦的其实是批判真理的必然性。自由与必然性之间的纠结不仅困扰了18-19世纪，而且困扰了20世纪上半叶。伯林专门写了“历史决定论”一文，并花了相当篇幅反驳manbetx20客户端下载 学家森等人对决定论的辩解。这是自由与理性关系的另一层展现：自由显然不应该是任性愚蠢，“自由不是自由去做非理性、愚蠢或错误的事情。”“真正”的自由是主动顺应必然规律——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历史的。如果一个人总是想摆脱重力的束缚，他显然是无知、徒劳和不自由的；只有认识历史或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这类耳熟能详的马列套话作为策略建议倒也无伤大雅，但是“必然规律”这个自然科学范式一旦被套用到无限复杂的人类世界，不仅显得狂妄无知，而且很容易为宣称掌握了“必然规律”的列宁式领袖剥夺一切自由提供话语权，最后变成登峰造极的强权逻辑：“强迫经验的自我走上正轨不是暴政，而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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