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风光，充足的工作签证，还有一座可与新加坡樟宜机场比肩、几乎零压力的机场。多哈的优势多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当以色列的弹药上周落在那里时，我把它在我潜在避风港名单上的排名下调了几位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避什么呢？嗯，谁也说不准。
我在想，那些为躲避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个任期而待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和拉德布鲁克格罗夫(Ladbroke Grove)的美国人，是否是将成为21世纪一种现象的先驱——“西方难民”。自1945年以来，富裕国家的公民离开本国，多为谋职或寻欢作乐，鲜少是为逃离历史洪流。而今，随着俄罗斯威胁欧洲、美国政治的“温度”高得令人难以承受，这种情况恐怕将要改变。
正因为西方社会长期处于安定状态，人们稍遇风吹草动便容易感到不安。如果你一生都生活在秩序井然的环境中，甚至你的父母所经历过最严重的动荡也不过是阿瑟•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的罢工运动，那么一点点混乱便足以构成不小的冲击。在这里，重要的与其说是风险本身，不如说是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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