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在纳粹罪行博物馆工作。他看上去就像一位蝴蝶收藏家，性情十分温和。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将一生奉献给这个可怕的主题？”他说：“我必须这么做。我的祖父是纳粹。我的姑姥姥是资深纳粹。这是属于我的主题。”
他继续说道，许多来博物馆及其档案馆参观的人都是像他这样的德国人。他们总觉得祖父做了坏事，但从来不敢问。他们的父母什么也没跟他们说。最后，这些人来到我朋友的档案馆，给出祖父的名字，询问关于祖父战争记录的信息。我朋友一般都会将可怕的事实如实相告。“但通常他们好像已经有所了解，”他告诉我。
他所讲述的是欧洲正视二战经历的最后阶段。首先开口的是犹太受害者，他们通常很迟疑，害怕将注意力再次引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人们开始指责自己的国家。直到最近，众多欧洲人才开始指责自己的家人。正如法国作家亚历山大•查顿(Alexandre Jardin)如今所认识到的，这件事做起来很难。这就是它是最后阶段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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