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于幸运的一代：大萧条(Depression)、二战和战后紧缩时我还未出生。我认识的第一个政治人物是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他曾告诉选民们，以前他们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生活。
他的这番话尽管可能有些愚蠢，却也说的是实情，我及我的同代人都是受益者。政府掏钱供我们读大学。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理应有不止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机会供自己选择。我很快被安排到一个工作岗位上，不但实际上不可能被解雇，而且还可享受一项养老金计划——可拿到数额可观且与物价指数挂钩的津贴。我通过抵押贷款购买了一套公寓，而通胀使得抵押贷款的实际价值大幅缩水。到我适用更高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时，该税率又从83%下调到了40%。我的预期寿命比我父亲长好几岁，而我现在的年龄已比我祖父过世时的年龄高出好多岁了。
今天的年轻人如果想读大学，他们必须自己付学费，并要借钱来满足日常花销。到了毕业时，他们面对的就业市场竞争比以往激烈得多。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具备工作保障性，而工作保障性以往曾是中产阶级就业的特点。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defined benefit schemes)在私人部门几乎不复存在，公共部门的养老金也大幅降低。税率肯定会提高，部分用于支付我这代人上岁数时将需要的保健和医疗服务。下一代人在财务方面的唯一安慰是，我们会把房子留给他们，这可谓一笔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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