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政治话语中存在一种冲动（绝非左翼特有），它假定世界上一切坏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过错。正是这种心态把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说成受害者，将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说成英雄，将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说成抵御北约(Nato)扩张主义的堡垒。对巴黎音乐会观众和俄罗斯游客的大规模杀戮也许是犯罪行为，但它们肯定也是大国无原则干预的产物。
听听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的言论吧。这位英国工党(Labour)领导人在谴责极端主义圣战者的暴行时，非要提及美国的所谓罪行不可：比如对费卢杰(Fallujah)的围攻（指2004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对盘踞在该市的武装分子发起的扫荡战役——译者注），或者击毙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而没有将其移送司法。对于巴黎恐袭，科尔宾是这样反思的：“我们创造了令这些势力中的一部分壮大的背景。”
可以批评西方的地方多得很，入侵伊拉克只是其中一件值得批评的事。我感到震惊的是，沙特阿拉伯仍被视为一个坚定盟友，即便该国对外输出极端版本的伊斯兰，为圣战者的残暴信条提供理论“启发”。此外，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上台也受到欢迎，而正是他对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暴力镇压，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开启了大门。中东的石油和威权统治者，令该地区成为任何貌似有原则的外交政策的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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