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汝二十二日之信。中述唐校学生起哄，及汝捐钱五元（以此受人扬誉极不相宜），并结团抵制日货等事，吾心深为不悦。如此等事，断断非十五六岁学生如吾儿，所当问也……北京章、曹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 ——1919年6月，《严复致参严璿书》
一、严复作为新文化的先驱，并非思想史家的私见
自1915年涉入帝制复辟被“护国军”通缉以来，严复的哮喘宿疾发作，避开北京和它的严冬，开始成为常态。由天津而福州，1919春在上海的疗效最佳，使他有了终老沪上的想法。此时，四子严璿（1904-？）来函中唐山“五四运动”的消息，无异于政敌重现“目”前，严复的反应可想而知。但无论如何，这家书总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巴金笔下软禁参加学运的爱孙“觉慧”的“高老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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