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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间茶楼的大堂兼卖中药材，气味提神醒脑。两翼是私人常包的茶室，时不时传来麻将声和喧哗声。
徐冰只身一人轻轻走进大堂，微笑着握手，坐哪里，“看你”，喝什么，“看你”，然后他会真诚地解释道，因为新冠之后身体不太好，所以会经常带着帽子。
他语调、语气，甚至用词都极为平和，罕有起伏，往往一个段落之后就会主动停下来，将对话再转回给你。即便是闲谈，他也会认真围绕着话题进行思考，温和地分享着他的观点，宛若他曾用废弃物重构的宋朝郭熙的《树色平远图》，老树孤亭远山压住结构，更大的面积是留白和闲笔，让人觉得舒缓。
1973年，到北京京郊收粮沟插队的18岁的徐冰，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在狂飙突进的年代，生活在北京大学高知家庭，四周全是“犯错误”的家长、叔叔、阿姨、老师，那时候的徐冰，正如他自己所说“打死你也不敢有‘红五类’或当时还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种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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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谦和一直持续到今天。
尽管在北美的行程颇为奔波，每次微信联络他总会回复，而且总是以商量式的口吻。尽管被安排了一个明显陌生的演讲主题，他也会准备70页的PPT，并且尽可能在演讲的时候回扣到这个主题上，对主办者的思路充满尊重。
谦和以另一种形式也在徐冰的作品里持续着。你几乎很少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那种弥漫于当代艺术中的冒犯性。可能他最具冒犯色彩的作品就是《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满身印满文字的两头猪在铺满书籍的场地里交配，尴尬的是四周围观的“被文化了的”人类。
这个1993年的作品带着浓重的那个年代的当代艺术气息，也是当时刚刚走进西方当代艺术世界的徐冰自然而然地尝试，我们在谈起这个作品的时候，徐冰说，他也只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作出“那样的”作品。当然也就仅仅是试试而已。
在他绝大多数的作品中，徐冰不仅不愿意去冒犯，他也不愿意像其他当代艺术那样去破坏。即便是《天书》这样一个对传统章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