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很奇怪——为何我们童年的那么多年里，学校的一天总是从宣誓效忠开始。这种怪异，和晚上10点电视上播放的公益广告要家长确认知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哪儿一样，和老师教我们一旦发生核弹袭击就要躲到课桌底下一样，甚至和整个冷战本身一样。等到生活变成历史，人们才会逐渐看清，那些在当时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其实多么诡异。然而，早在幼儿园时，每天向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国旗宣读效忠誓词（以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国——在上帝之下、不可分割的一个国家”）这件事，对我而言就像喉咙里的一根硬骨头。
不管那面旗帜代表什么，把手放在胸口、齐声背诵誓词来表达效忠，对我来说都透着诡异。为了避开这一套，我就默默站着，双臂自然垂在身侧。“在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家”——不管是哪位上帝——这句话都会让我反胃。这既源于我自己的不可知论立场，也源于我在犹太家庭中的成长经历：从小就被教导，要意识到“上帝”是一个足以引发人们暴力冲突的议题。然而，我的抗拒更多还是出于直觉。我敢说，在五岁、八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都不可能讲清楚：对一个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的人来说，这个家庭与“所在之地”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与“不稳定”的关系，因此，对爱国主义的要求，乃至民族主义本身，为什么会引发如此矛盾的情绪。对于我而言，“归属感”体现在空间之中，而不是体现在时间（也就是历史）之中，这一观念本身就十分陌生。
坦率地说，那种人本就该在某个地方拥有归属感的预设本身，也让我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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