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那一波“司法改革”不全然假模假式，还真想做点儿事。劲头上，火候上，思潮汹涌，心潮澎湃，某省某市傥言，“要用十年左右时间”，“创造一百所知名法院”、“培养一百名知名法官”，甚至于“办一百个知名案件”，统称“三个一百工程”。其中，在“一百名知名法官”项下，再细分为“世界知名法官一到五名”，“全国知名”、“全省知名”与“全市知名”各多少名。数量随级别递减而递增，说明当事人对于并非越有地方性就越有世界性这一点，心知肚明，慨而慷矣。
今日回看，凡此规划，仿佛认真，似乎天真，好像当真，反映了弥漫于当日manbetx3.0 官场好大喜功的政绩观，好心亦难成全好事也。其之既悖司法专业性，复违科层官箴，而终究不明所以，恰与人才生聚作育之道扞格不凿，则无疾而终，徒留笑柄，了无讶异者也。
不说别的，单就“知名案件”而言，哪是你想知名就知名的。“知名案件”之所以名震遐迩，声闻古今，就在于多为“疑难案件”或者“重大案件”。或因名人附体而爱屋及乌，抑或殃及池鱼，如“刘晓庆漏税案”、“四人帮反革命案”；或因情节重大而耸人听闻，如沪上杀警“杨佳案”，“宋教仁车站遭刺案”；或因参杂权钱交结而平添诡谲，以至不得不破千险、排万难，几经翻转，抖露出大转型时代的法政纠葛与权钱博弈，如“顾雏军案”、“张文中案”，或者，嘉庆钦办之“和珅案”，以及后来的“杨乃武小白菜案”；或因法无明文，不得已诉诸法官自由心证，由此丰盈了法理，豁显了法度，遂成重大先例，如“齐玉苓案”或者“埃尔默案”；或因案涉情理两端，法牵古今伦理，公婆异说，何去何从，要求法官居正裁判，借立法而给出说法，一种确凿不易、板上钉钉之说法，却没想办成了一桩葫芦案，导致社会伦理严重扭曲，举世大哗，如“张学英遗赠案”，或者南京扶起倒地老人徐老太却反遭追责之“彭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