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张千帆老师发表《说说‘宪法’和‘党员’那些事》一文，批评我此前关于现代宪法之本义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现代宪法的本义稍作详细阐述，同时指出张千帆老师的若干错误见解。
现代宪法的产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1）出现了疆域明确且独立于外部控制的政治共同体；（2）共同体内部的政治统治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领域。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才可能有现代宪法的恰当规范对象。
在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提出“世俗权力由上帝直接确立”的主张，促使各国君主的权力开始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控制和干预；而绝对主权观念的兴起（在博丹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阐述），亦有助于摧毁封建体系，使得每个臣民皆直接效忠于君主。这样一来，君主就成了特定领土上一切政治权力的源头，是一切实在法的制定者，君主本身不受实在法的约束（虽然仍被认为受神法或自然法的约束）。当然，绝对君主制使得现代宪法有了恰当的规范对象，但它与现代宪法观念仍是不相容的，因为绝对君权从定义上就是不受法律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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