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监管机构和法院把目光转向科技平台，引出了一大堆关于“社交媒体迎来大烟草时刻”的新闻。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交媒体批评者会期盼，社交媒体也能迎来一个类似当年吸烟问题那样的转折点。20世纪中叶，美国几乎有一半成年人吸烟；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降到13%左右。但吸烟率下降的故事并不圆满，社会最贫穷的许多人依然沉溺于尼古丁。社交媒体会不会也重演这一幕？
正如艾伦•M•布兰特(Allan M Brandt)在其引人入胜的历史著作《香烟世纪》(The Cigarette Century)中所写，吸烟曾经“既是一种产品，也是一种真正风靡大众的行为”。1925年，《美国水星》(American Mercury)杂志写道，香烟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具民主色彩的商品”，因为“很多时候，银行家和他的鞋童有着一样的抽烟口味”。社交媒体在问世后的前几十年里也有类似的普及程度，好莱坞大明星沉迷于Facebook或Instagram的样子，跟公交车上低头刷手机的青少年并没什么不同。
可当学界开始把吸烟与肺癌联系起来时，最先对这些信息作出反应的，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项研究显示，早在1954年，也就是大众媒体上刚出现几篇相关话题文章后没多久，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的吸烟率就开始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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