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天，我都会搭乘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飞往英国牛津的红眼航班，去讲授一门关于人工智能与哲学的研究生研讨课。落地后，我会换上西装、打好领带——这是我在做初创公司创始人时从未做过的事。穿过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St Catherine’s College）的草坪时，我感觉自己像个演员，正走进戏服之中。
在研讨室里，学生们已经就座：罗德学者、哲学家、受过麻省理工学院(MIT)训练的计算机科学家——这些人将构建下一代人工智能。每周，我们都会把旧问题与新技术配对：先读柏拉图(Plato)或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再听来自谷歌 DeepMind 或 Midjourney 的人讲述最新的技术可能性。
只要完成了阅读，我的学生几乎都能精准地概括任何论证。你让其中一位解释密尔的“伤害原则”，他会给出清晰、准确的说明。但如果你问：自主性是否真的像密尔所说的那样重要——无论是在它所产生的结果上，还是在“成为人”这一意义上——教室里便会陷入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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