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生活”忽略了真正的重点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曾引用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话说：“我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延长生命上。”如果不是他本人在生活中坚定不移地遵循着这条警句，这句话中刻意的粗鲁可能会令人不快。他在19岁时患上淋病，56岁时逝世，之间抽过无数根“莫兰”(Morlands)烟草店的烟卷——这位“奥拉卡贝萨的浪子”(Rake of Oracabessa)掌握着一门失落的艺术，而我们只能称之为不健康。为了“不健康”的回归，干杯。

20世纪70年代，医学研究人员提出了“质量调整寿命”(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的概念。重要的不是一种治疗方案能延长一个人多久的生命，而是延长的生命是否没有疼痛和痛苦。如果它让人感觉活在地狱里，那这来之不易的死缓就毫无意义。

现代人对健康的狂热追捧忽略了我本人对科学的一个开创性贡献：“快乐调整寿命”(Pleasure-Adjusted Life Years)。我认为，一段短暂的、放纵的生命可能比一段因苛刻的习惯和斋戒式的克己而延长的生命包含更多的“生活”。我算了一下，按照“快乐调整寿命”的理念，弗莱明活了90岁左右；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他名义上62岁的寿命中实际上活了85岁；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布赖恩•琼斯(Brian Jones)以及其他“27岁俱乐部”(27 Club)的成员实际上都活了100岁；而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则差不多是永生了。而另一方面，坚持健康生活的人、Goop（一个以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网站——译者注）的用户，可能永远也活不到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