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前六十年,满清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内忧外患交迫,也促使改革吁求不断发生。
以往的近代史论著,多半将晚清的改革论起点,界定为龚自珍、魏源改宗所谓常州学派的经今文学。此说由梁启超在清末民初力倡,似已成为通识。魏源的政见与经说颇杂,姑且勿论。龚自珍呢?他首度吁求满清统治者“自改革”,见于嘉庆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1815-1816)所写的组文《乙丙之际箸议》,那他时尚未与所谓常州派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交往,仍在他的外祖父、皖派汉学大师戴震的高足段玉裁的羽翼之下。
其实,吁求清廷“自改革”,并且设计可行性方案有迹可寻的,在龚自珍之前有包世臣,在龚自珍之后有冯桂芬。从晚清改革思潮史的轨迹来看,包世臣、龚自珍、冯桂芬可说是嘉、道、咸三朝的三个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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