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由孔子删定的《今文尚书》,内有《牧誓》一篇,说周武王誓师讨伐殷纣王,历数商王罪状,头一条就是“惟妇言是用”,之前还引古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谓母鸡是不能报晓的;如果母鸡报晓,家就败尽了。自从汉武帝宣布“儒术独尊”以后,列朝所谓儒者们设计制国良法,便为防范妇人干政,绞尽脑汁,可惜多不成功。因为相传也是孔子接受天启,“为汉制法”,又强调做儿子必须孝顺父母。皇帝也是人子,假如母后在世,岂能不听她的话?况且皇帝即位年幼,更难不听母后摆布。自汉至明,太后干政乃至临朝称制,史不绝书。正表明孔子的统治术,早就二律背反,只能与时俱变,用来指导从政,非见风使舵不可。
满清“祖制”,不许太后干政,另有历史缘故,这里不拟讨论。然而它在满洲统治全国二百年后,忽然被“两宫垂帘”所打破,出现两个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新奇局面。这局面之新,在于它在“本朝故事”找不出先例,而它之奇,更在于“大行皇帝”的一名遗妾,竟依仗“母以子贵”的《春秋》故训,与先帝明媒正娶的正宫娘娘,并列太后而听政,这在满清诸帝关于孔子朱熹遗经的钦定解说里,也找不出踪影。固然时过百年,最高指示已有新解,说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套用到所谓近代史的这件新奇事上,也觉凿枘。因为那段“两宫垂帘”的信史表明,它恰是概念争论于前,再出现辛酉政变,而两宫垂帘听政,正是政变造成的事实。
对于满清咸同之际(1850年秋冬)出现的新奇局面,我们的清史或近代史论著,大都非避而不谈,即含糊带过,尤其不从古典的或满清的“儒术”传统角度,直面它的历史合法性问题。这里不妨重述一点当年历史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