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称自己每周最高工作120小时，并希望员工也能如此投入工作——他曾称远程办公“从道德角度来说是错误的”。他的粉丝将这种斯达汉诺夫主义(Stakhanovitism)视为毅力和决心能带来成果（包括数十亿美元）的证明。批评者则认为这是会产生反效果的大男子主义。
进步派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主任布里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就属于后一阵营。这位前《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记者在《过度工作》(Over Work)一书中探讨了长时间工作如何席卷美国，使过度工作“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经历疫情封锁后，员工在工作地点和异步工作等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随着世界各地的公司开始进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验（尽管这些公司通常员工较少），争取每周工作四天的运动愈演愈烈。然而，也有人希望恢复疫情前的秩序，尤其是高盛(Goldman Sachs)和Boots等公司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最近，亚马逊(Amazon)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Andy Jassy)要求员工每周在办公室工作五天：“疫情前，每周远程办公两天并不是理所当然，今后也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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