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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奥哈拉与“美国世纪”的终结

这位诗人兼策展人曾站在美国对外文化攻势的最前沿,力图让“高雅艺术”的输出与军事力量一样强硬——而如今,这种理念似乎已经走到尽头。

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出生于1926年3月27日。然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错误的日子过生日。奥哈拉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一个情感氛围复杂的家庭中,父母因婚前性行为而深受天主教罪恶感折磨,便决定把他的生日改成一个较晚的日子——6月27日,认为这样会更好。

对于一位以敏锐体察各种场合——不论特殊还是寻常——而闻名的诗人来说,这个错误多少带着一点讽刺意味:生日、死亡、迎新派对、告别午餐、婚礼、赴约与失约、在Five Spot听一场爵士音乐会、在纽约市芭蕾舞团看一场演出。甚至早午餐(尤其是早午餐)。在他最知名的“我做这个,我做那个”诗作之一《贵妇辞世之日》中,一次擦鞋被精确钉在某一刻:“现在是纽约时间十二点二十分,一个星期五/巴士底日后的第三天,是的/现在是1959年。”这些诗行回荡着法国大革命的回声;仿佛私人时间总在和历史时间擦肩而过,仿佛任何一天都可能蕴含剧变或自我重塑的可能。

无论我们如何推算他的出生日期,今年都是奥哈拉诞辰一百周年。他对“美丽、有趣而又现代”的当下时刻的执着,并不只是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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