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心史的孟森（1868—1937），便是民初清史研究的先驱。这位江苏武进人，在清末留日学法政，显然注意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学界关于满清史的争论，回国后颇热衷于“改专制为立宪”的运动，民初成为章炳麟、张謇等江浙共和派的圈内人物，当选为众议员，参与起草宪法。民国三年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解散国会，他也淡出政坛，转而以清史学家现身。作为清末民初投身政治改革达十年的过来人，从政期间又有中外法学、财政学、比较研究的多种著译，他把眼光投向胜朝史，初出《心史史料》（1914），继出《心史丛刊》（始出于1916年，连出三集），考论都属清初朝野就疑莫能明的事件，却能因小见大，令人对他的史才史识刮目相看。例如关于清初科场、哭庙、奏销三案的考证，至今仍是研究清初文化政策史的一个起点。
特别是顺治末康熙初的奏销案，当初清廷借拖欠钱粮即所得税为名，整肃南国四民之首的士绅，各省被革除功名、抄家没产、捉拿拷掠的举贡生监乃至在职文官，多达成千累万。尤其是人文荟萃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太仓诸府州，稍有田产的士人，被一扫而空。后来太平天国占领苏南，鼓励佃农包括租佃发家的二地主或富农，“租田当自产”，那政策的前提也是要田主按规定期限向天国军政当局登记领凭，较诸二百年前满清奏销案打击江南士绅的政策也算温和。
然而正如清亡五年时孟森《奏销案》所指出，清初的这一巨案，清朝官修史书绝不记载，“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无人能详举其事者”（引文据中华书局1959年版《明清史论著集刊》所载此文，下同）。于是孟森不辞辛苦 ，爬梳清人笔记十余种，参照清代官方史传透露的相关信息，清理出湮没已久的这一巨案的历史概貌。其后清史论者，提及奏销案，大抵袭用孟森此文。例外的只有邓之诚，述及此案仅引《清实录》顺康二朝三条上谕（见氏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明清中“顺治之始基”章，该卷1955年初版），史料为孟森未引及，述史却比孟森含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