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咸丰帝得到恭亲王三人于同月13日“ 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及附件章程六条，命热河行营王大臣审议后，正式准行的硃谕。它对原拟章程有所改动，最重要的是原件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意为办理一切对外事务，而上谕定名“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将衙门权力限于“通商”即对外贸易。印信规定为“关防”，即明清朝廷颁给执行临时特别任务的官员的长方形图章，表明这个新设衙门，非但职责止于外贸，而且随时可以裁撤。
恭亲王原来不通“夷务”，在咸丰帝出逃热河前，被迫留京议和，由其岳父桂良和早任军机大臣的文祥辅佐。之后，从惧洋到知洋，恭亲王也对其兄咸丰帝面对洋人色厉内荏的心态洞若观火。恭亲王等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以后，深感清廷于“夷务”处理混乱不堪，弊在体制。朝廷各部和地方督抚司道，面对涉外的政军商教事务，都需处理而无章可循，不知所措又必有所措，常因小事却酿大祸。他们是否在与英法俄美使节谈判过程中，得知后者俱受本国外交部门指授，从中得到启迪，萌生帝国外交也应建立专门衙门的共识尚不清楚。但由他们共拟的章程，指出外交应统筹全局，设置事权归一而章法分明的总理衙门，却不可不说他们已觉察到外交体制需要走出中世纪传统，适应国际交往的现状。
当然恭亲王他们很了解传统权力机制。尤其咸丰初恭亲王曾任领军机大臣，不久便因太能干而被其兄咸丰帝罢官，遣回上书房重作学生。他因乱复出，与英法俄美议和，居然在签订新一轮屈辱的《北京条约》之后，英国联军依约撤出北京。于是满清官绅士民，交口称颂恭亲王折冲尊俎有功。他与桂良、文祥，遂借机向咸丰提议设置专办外交的衙门。前揭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他们的联名奏折，劈头所述此前六十年的帝国外交失败史，颇有趣，引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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