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满清朝廷虽将祭孔列为“中祀”，即孔子及其传人颜曾思孟，还有《论语》提及的孔门十哲，仅能享受少牢即猪羊作祭品的待遇，但由康熙五十一年（1712）庙号圣祖的满洲入主北京后的二世皇帝，“以朱子昌明圣学，升跻十哲，位次卜子”（见《清史稿》卷八四，又卷八圣祖纪），那以后便起争论。
争论的由头，是南宋朱熹整合的《四书》诠释，是否符合所谓孔孟之道的原教旨。早就揣摩康熙帝“以汉制汉”隐衷的汤斌、陆陇其、熊赐履、李光地等，当然异口同声说是。康熙帝明知他们都是“假道学”，却限于内部批评，在公开场合仍然表彰他们是“真理学”。那缘由无非在于统治术的需要。（请参拙著《壶里春秋》第一四七至一五五诸则。）
争论由隐而显，就体现于乾隆中叶始修的《四库全书总目》。这以前，被雍正、乾隆二朝制造的文字狱恐怖，驱赶到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内的江东学者，主要是苏皖学者，自称不读汉以后书，标榜“实事求是，护惜古人”。意外效应却是将满清御用理学家致力宣扬的孔门原教旨的《四书》《五经》诠释，拆解得七零八落，证明原始儒学与中世纪经学，非但原典晚出，诠释更风马牛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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