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奇怪，清中叶后的官修政书，如《大清会典》的乾隆版，甚至不提军机处。直到光绪重修《会典》，才简单提及军机大臣的职责。因而人们欲知其详，不得不求助于清人的野史笔记，如乾隆朝赵翼的《簷曝杂记》，道光间梁章钜的《枢垣记略》等。他们都曾兼任军机章京，都留心军机处的权力结构，都提供了关于军机处的所见所闻异辞，却都旨在歌颂今上圣明。因而如赵翼那样有心揭露二十二史实相的考史学家，述及军机处的权力变迁过程，仍不惜使用曲笔。
当然，在清亡后十多年，由民国北洋政府官修的《清史稿》，于职官志、军机大臣年表均有绍介亡清军机处的专篇，但读后令人失望。那些篇章，首先缺乏历史感，回避了满清军机处体现的权力转折过程；其次缺乏民族感，抹煞了军机处体现的以满驭汉的偏见；再次缺乏是非感，将清帝通过军机处贯彻的尊君抑民的权术，说成今胜于昔的历史必然。
限于篇幅，例证仅举《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序的说法：“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初只秉庙谟、商戎略而已。厥后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盖隐然执政之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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