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共同特色，便是征服族群的血统贵族高踞权力核心，依仗“全民皆兵”的征服族群的武装力量，吸纳被征服各族的所谓文化精英参与文官统治。
不过，贯穿于清代全部权力史的满汉双轨制，也非满清列帝所追步的金元机制的重复。它的结构准则是“以满驭汉”，而作为权力支的满洲八旗，其实是以满洲权贵为核心的满蒙汉人组合的军事共同体。它设官分职必定区别满汉，而汉军与汉臣虽属同族，却有体制内外的区别，就是说汉军旗人作为满洲“世仆”，享有满洲血统贵族的若干特权，较诸被征服的汉人（也是被征服诸族的泛称），也高出一等。它的外在形态，随着满清征服全国的内战趋向结束似乎淡化，某些通过科举或捐纳晋身的汉人，也可位列宰辅或出任督抚，但那意味着满汉双轨制的传统发生质变么？
以往的清史论著，几乎异口同声曰是。推而及于晚清史，又异口同声，谴责清末“排满革命”思潮之非，说是上世纪初同盟会纲领十六字，竟有八字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将民主革命变形为“种族革命”，乃转移斗争大方向，体现了资产阶级或者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云云。这样的逻辑，推到极端，便是李泽厚们的“告别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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